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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搶奪”的若干問題

時間:2019-04-15 09:41:00作者:王立志新聞來源:《人民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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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志*

  [摘 要] “多次搶奪”的認定,應以行為人實施的每一次搶奪行為,以及總數額均未達到“數額較大”為前提。司法實踐中,至少存在三種“多次搶奪”未遂的情況。鑒于盜竊和搶奪的同源關系,對于小額盜竊和搶奪行為均不足“多次”但加起來能達到三次的情形,可認定為“多次”小額盜竊,但量刑時應對其中的小額搶奪情形予以考量。

  搶奪罪是司法實踐中常見且多發的取得型財產犯罪,多次進行搶奪但累計總數未達到數額較大標準的小額“多次搶奪”現象屢見不鮮。①對于此種小額“多次搶奪”,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之規定無法作為搶奪罪處理。晚近,刑法學界及實務部門建議將“多次搶奪”行為入刑的呼聲一直不斷。因此,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條規定:“將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款修改為:搶奪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搶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搶奪罪的本質是對他人所緊密占有財物實施有形的暴力,其行為多表現為公開性和當面性,這不僅能夠反映行為人具有公然挑釁法律、蔑視社會秩序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并且極易造成被害人傷亡的后果。另外,搶奪罪和盜竊罪相比而言屬于重罪。既然“多次盜竊”已經能夠成罪,那么立法機關將社會危害更加嚴重的“多次搶奪”予以入刑,顯然也是持之有據的。但“多次搶奪”入刑,將會產生以下問題:即如何理解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多次搶奪”,以及如何對“多次搶奪”中的細節問題予以處置?例如,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多次搶奪”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公布的《關于辦理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的“搶奪三次以上”是否相同?“多次搶奪”有無未遂等問題。筆者對此予以探討。

  一、“多次搶奪”之含義

  “多次”是一個頻繁出現的刑法用語,在刑法修正案(八)將“多次盜竊”入罪之后,刑法中的“多次”共計達到15處。對此,有學者根據“多次”行為在犯罪構成中的不同地位,將其分為作為基本犯罪構成要素的“多次”、作為加重犯罪構成要素的“多次”和作為累計數額處罰載體的“多次”三種類型。②顯而易見的是,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多次搶奪”應系“基本犯罪構成要素的多次搶奪”。對于“多次搶奪”的認定,應以行為人實施的每一次搶奪行為,以及總數額均未達到“數額較大”為前提,否則刑法中設置“多次搶奪”便會失去意義。與此同時,在理解“多次搶奪”的具體含義時還應注意以下問題。

  (一)對“多次搶奪”中的“次”應當放寬尺度

  作為刑法中典型的多次犯,毋庸置疑的是,“多次搶奪”至少應當在三次以上,但如何理解其中的“次”,難免會歧義迭現。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8日公布的《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三條指出,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四項中的“多次搶劫”是指搶劫三次以上。對于“多次”的認定,應以行為人實施的每一次搶劫行為均已構成犯罪為前提,綜合考慮犯罪故意的產生、犯罪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等因素,客觀分析、認定。對于行為人基于一個犯意實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同時對在場的多人實施搶劫的;或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地點實施連續搶劫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連續對途經此地的多人進行搶劫的;或在一次犯罪中對一棟居民樓中的幾戶居民連續實施入戶搶劫的,一般應認定為一次犯罪。由于“多次搶劫”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故而基于對重刑的限制,《意見》中“多次搶劫”之成立條件異常嚴格,需要對行為人主觀故意及客觀情況綜合予以判斷,這一點無疑值得稱許。但對“多次搶奪”中的“多次”,卻不能引用《意見》中的標準作出限縮性的解釋。

  筆者認為,與刑法修正案(八)中設置的“多次盜竊”及“多次敲詐勒索”之緣由完全相同的是,刑法修正案(九)規定“多次搶奪”之主旨系為了擴張搶奪罪的處罰范圍,將先前只能由行政處罰處置的治安違法行為納入刑法的打擊射程之內。因此不宜對“多次搶奪”中的“次”過于嚴苛,而應當稍作靈活擴張之厘定。具體而言,應當依照客觀行為判斷具體次數,而不能根據行為人的主觀心理來認定,因為這有可能對“多次搶奪”作不適當的制約。基于此,即便是行為人在同一社區且在較短時間內相繼搶奪了三位被害人財物的,也是“多次搶奪”。另外,行為人基于同一犯意,但是在不同時間、地點三次以上搶奪同一被害人的財物的,也應當視為“多次搶奪”。

  (二)應當將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多次搶奪”與《解釋》中的“搶奪三次以上”行為進行區分

  除刑法修正案(九)中設置“多次搶奪”以外,《解釋》也涉及“搶奪三次以上”的情節。《解釋》第二條規定:搶奪公私財物,具有一年內搶奪三次以上的情節的,可以將搶奪罪“數額較大”之立案標準減少至50%而確定。雖然《解釋》規定“搶奪三次以上”之本意也是為了解決行為人實施了三次以上搶奪但因數額較小而無法定罪處罰的問題,并因此變通性降低搶奪罪之入罪門檻,但實踐中并不能想當然地將《解釋》中的“搶奪三次以上”與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多次搶奪”混為一談,并進而認為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多次搶奪”也應理解為“一年內搶奪三次以上”。事實上,《解釋》中的“搶奪三次以上”之情節設置,是最高司法機關應對發案率日漸升高的“搶奪三次以上”行為的權宜之計,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三次以上搶奪小額財物的入罪問題。

  因此,筆者認為,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多次搶奪”不能引用《解釋》中“一年內搶奪三次以上”之標準,其至少應當解釋為“二年內搶奪三次以上”。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公布的《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既然較之“多次盜竊”而言,“多次搶奪”社會危害尤為明顯而更值得處罰,那么“多次搶奪”中的“多次”的認定標準,便應當低于至少等于“多次盜竊”中的“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這才是“多次搶奪”的應有之義。另外,誠如前文所言,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多次搶奪”是為了擴大搶奪罪之罪狀,而毋庸置疑的是,“二年內搶奪三次以上”比“一年內搶奪三次以上”之入罪標準更加寬松,因而如此理解也更加符合刑法修正案(九)擴張搶奪罪處罰范圍之立法初衷。

  (三)“多次搶奪”價值低微財物之行為不構成犯罪

  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并未對“多次搶奪”設置具體限額,或許會有人因此而認為,刑法修正案(九)實施后“多次搶奪”不應計算數額,只要在法定時限內實施了三次以上搶奪價值低微數額極小之財物的行為,就應以搶奪罪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認為,“多次搶奪”價值低微財物之行為不應構成犯罪。這一觀點可能引發的疑問是,何為“價值低微”?對此,刑法無法提供清晰可見、一目了然的具體判斷標準。既然如此,實踐中就難以對“價值低微之物”與“具有價值之物”予以準確區分。筆者認為,不能認為“價值低微”不盡明確就否定其在刑法理論中存在之合理性。一般認為,在財產犯罪中“價值低微”屬于刑法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諸如刑法中“其他”“其他方法”“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等用語,均是如此。對于這些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立法者及司法者在進行相關條文設置時,不可能予以詳細規定。例如,“有關猥褻物品之認定,本來就應該屬于具體個案之價值判斷,而并不是裸露了身體哪一部位的圖畫就一定屬于猥褻物品,也不是身體哪一部位沒有裸露的圖畫就一定不是猥褻物品。假使立法者在立法上果真以純粹描述的方式而予以一一列舉,那么恐怕會引發更大的問題,亦即,極有可能造成應該是屬于猥褻物品的卻沒有規定,不屬于猥褻物品的卻符合規定之情形,這樣的結果才是真的不公平不合理,反而無法體現實質的正義。”③因此,類似于“高價”“價值低微”等刑法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盡管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其在刑法體系中卻完全不可或缺。法學用語固然需要精確,但其精確到何種程度,實際上是視具體語境而定的。有時,法學用語的適度模糊并不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相反,高度精確的法學用語雖然貌似整飭嚴密,但對精確性過分追求反倒會使其顯得錙銖必較。基于此,應當遵從對法律之理解、經驗法則和社會一般觀念,結合案件事實予以具體判斷,進而判斷出某種物品的價值極其低微即可。

  二、“多次搶奪”的未遂問題

  搶奪罪的行為類型可以分為普通型(數額類型)搶奪及特殊型(多次類型)搶奪。對此,筆者認為,“多次搶奪”只是搶奪罪的一種特殊類型而非獨立的搶奪罪,因此其必須具備搶奪罪的基本特征,在預備、中止、既遂,尤其是未遂形態的認定中也無例外。

  (一)“多次搶奪”仍有未遂

  在犯罪停止形態的相關理論中,法益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在犯罪停止形態的具體認定中,法益將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尤其是“未遂與既遂的區分,歸根到底是行為對法益的侵犯程度之分,故從與法益的關系來看,區分未遂與既遂的基本標準應當是,行為是否發生了行為人所追求的、行為性質所決定的法益侵害結果。”④眾所周知的是,搶奪罪是典型的結果犯,其應以是否發生了實質性財產法益侵害作為犯罪既遂標志。就此而言,在司法實踐中,至少存在以下三種“多次搶奪”未遂的情況:第一,不知財物價值而進行“多次搶奪”,但最終分文未得。例如,行為人多次在鬧市區搶奪他人紙袋或者手提包,但發現其中除了一些書本或者廉價物品之外沒有其他貴重物品,行為人無奈中當即予以放棄。這應當屬于典型的“多次搶奪”未遂情況。第二,原本就計劃“多次搶奪”小額財物,結果卻并未得逞。第三,原本計劃“多次搶奪”小額財物,結果卻只有一次或二次得手。

  (二)“多次搶奪無未遂說”應當予以否定

  司法實踐中,不宜將“多次搶奪”視為行為犯,并進而認為只要實施“多次搶奪”行為的,就只能構成“多次搶奪”既遂。該種觀點實際上是否認了“多次搶奪”存在未遂的空間,因而可稱之為“多次搶奪無未遂說”。誠如前文所稱,“多次搶奪”僅是搶奪罪的一種特殊罪狀而已,其本質仍然是搶奪罪,還要受搶奪罪犯罪構成之約束。

  另外,“多次搶奪無未遂說”還混淆了犯罪成立和犯罪既遂的標準。由于在犯罪既遂標準上深受“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的影響,長久以來我國刑法通說認為,“刑法分則規定的各種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都是以犯罪既遂為標準的。”⑤就此而言,似乎行為人只要將刑法分則所描述的罪狀行為實施完畢,就會構成既遂。但筆者認為,我國刑法條文并非是以通說所稱的“犯罪既遂模式”設計的,而是采用了“犯罪成立模式”。詳而言之,與大陸法系不同,我國刑法總則沒有規定對未遂犯等處罰以分則有特別規定為限,而是原則上處罰犯罪預備、未遂與犯罪中止。因此,規定具體犯罪的分則條文,不僅包含了犯罪既遂,也包含了其他可能出現的形態。故此,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并非是“犯罪既遂模式”,而僅為“犯罪成立模式”。⑥既然如此,就“多次搶奪”而言,行為人即便實施了三次以上小額搶奪行為,也僅僅意味著該行為成立刑法修正案(九)規定的“多次搶奪”類型的搶奪罪,但并非必然會因此而構成搶奪罪既遂。

  事實上,筆者之所以反對“多次搶奪無未遂說”,不僅因為該說與我國刑法實踐不符,還在于該說一旦在司法實踐中得以適用,便會造成罪刑失衡的現象。以計劃“多次搶奪”小額財物,但卻一次也未能得逞之情況為例,依照“多次搶奪無未遂說”將會被認定為“多次搶奪”既遂。但如果將該種情況按照既遂處罰的話,那么,其在量刑方面就與原本預想“多次搶奪”小額財物并且均已得手的“多次搶奪”行為沒有任何差別。行為人只要基于非法占有目的而實施“多次搶奪”,得到財物和未得到財物所應受之刑罰并無兩樣。這顯然是“只見主觀而不見客觀”的主觀歸罪意識之謬見,明顯會造成處罰中的實質不公平,因此也為本文所不采。

  三、“搶奪和盜竊混次現象”之處理(略)

  *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①在本文中,“多次搶奪”特指刑法修正案(九)規定的小額“多次搶奪”,而“多次盜竊”特指入罪意義上的小額“多次盜竊”。

  ②參見張小虎:《多次行為的理論定性與立法存疑》,載《法學雜志》2006年第3期。

  ③吳耀宗:《德國強制罪可非難性條款與明確性原則》,載《法學叢刊》1998年第4期。

  ④張明楷著:《刑法的基本立場》,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頁。

  ⑤高銘暄主編:《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頁。

  ⑥參見張明楷著:《犯罪論原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頁。

  (摘自《人民檢察》2019年第4期)

[責任編輯:馬志為] 下一篇文章:高銘暄教授就顧雛軍案接受記者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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